《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


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

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

更新时间:2019-01-05 20:35:18 作者:王石 大小:45K 上传:青梅竹马93

第1页 :序1 担当与奋进

  书名:大道当然

  作者:王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位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思想家的人生心路

  一个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真实记录

  在一个尚待成熟的行业中,选择规范是要付出代价的。一直以来,王石引领的万科把对经济规律的遵从,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作为万科建立并巩固市场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尊崇规范,万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义不容辞地选择了承担时代的责任。

  2000年,王石卸任总经理,万科选择专业化、精细化,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变局。万科能否继续乘风破浪,扬帆沧海?随着公司快速大规模的增长,万科能否完成新阶段的变革,打造竞争优势,保持高速成长的同时,担当起时代的责任?退居幕后的王石,游学、登山、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又如何让灵魂跟上脚步,让管理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成熟,让个人爱好与公益事业互有融合和助益?一切事实证明,大道当然,是勇者和能者必然的抉择。┴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大道当然》这部全新的作品,真实记录了王石以及万科近13年来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披露了风云背后王石和万科的思考、故事、情怀,堪称是个人传记和企业成长的完美融合之作。

  作者简介:

  王石,1951年出生,当过兵、工人、工程技术员、外贸翻译。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闯荡深圳,1984年创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公司改组,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辞去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局主席。1999年,在“《财富》论坛”上呼吁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2000年发起“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被推举为首任轮值主席,致力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业余爱好极限运动、探险旅行及摄影。2003年5月22日成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2004年7月28日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2005年,先后抵达北极点和南极点,至此,完成“7+2”计划。著作包括:《让灵魂跟上脚步》、《灵魂的台阶》、《徘徊的灵魂》、《生命高处》、《走在路上》、《第八峰》(摄影集)等书。2013年,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

  书摘正文

  序1担当与奋进

  胡舒立

  王石以他2000年以来的经历成书,嘱我作序。我与王石并不相熟,不过,其人与其治下的万科,确是我多年的关注对象。此次有机会完整阅读了他13年来的文札,我了解到不少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来龙去脉,分享了他的企业管理思想,还有他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的思考。从文中看,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奋进的企业家的自白。

  王石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首先是位企业家。在本书文章中,我格外喜读最后几篇,这是作者书中所思所想的高度浓缩与总结。文中坦言:“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我们不必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才更需要企业家。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沟通技巧。企业家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正是作者的自我期许与定位。“不抱怨”尤其难能可贵。后人不会对这一代企业家受到多少羁绊感兴趣,只会对面对种种约束他们做了什么努力、取得了什么突破感兴趣。在“强迫自己改变”一文中,作者说:“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不管是经典的著作,还是日常的纸媒,房地产总是和贪婪、暴利、驱逐市民、破坏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与我的自我期许相去甚远。”多年来,他不懈地用个人和企业的行动与这种“刻板印象”相抗争。他向往的是荣德生、张謇那样的气度。无论他最终能达到什么高度,这样的追求本身即有理由赢得鼓励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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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不经意,书中通过他人之口,对王石做出了总结和品评。有人将他的人生经历比喻成三座山峰:创立万科、攀登珠峰和哈佛游学。在李连杰邀请他出任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时,提出了几项要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口碑好,正直;有公众性,有影响力;热心公益,认真做事;擅长时间管理,能够为壹基金拿出时间。勇于接纳壹基金的深圳地方官员则认为王石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为了社会公益、为了一些正确的事,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在我看来,更简练的表述是王石自己的认知,董事长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战略;第二,用人;第三,担当。而这个“担当”容量极大。

  担当体现在把一家企业做精、做强。书中不乏篇章讲述万科的经营战略,如何进军各大城市,如何通过制度选贤任能,如何提出并身体力行住宅产业化。

  担当尤其体现在危机时刻,所谓“疾风知劲草”。万科的成长中,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险,书中对中南巴士风波、武汉垃圾场事件和安信木地板事件,还有汶川地震中的“募捐门风波”,都做了生动的描述。王石说:“当负面新闻出现,一些公司是用掩盖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可惜的是,他们一旦拥有了掩盖的能力,就失去了其他的能力。这不是万科的做法,万科需要的是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对客户、媒体和自己都坦诚相待,就为企业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与价值。”作为媒体人,我赞赏这种态度。只有这样,“客户是万科存在的全部理由”,“衡量万科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我们让客户满意的程度”,这些万科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真实、生动的展现。

  担当体现在作者热心公共事务。这远远超越了狭义的公益事业,虽然作者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者高度重视“阿拉善生态家园基金”(英文简写为“SEE”)的议事规则,显然,有深意存焉。SEE的企业家对议事规则从开始不适应,到后来接受和掌握,其间有争执,有妥协,最后才有共识。作者说得好:“治沙能不能有结果,我觉得已经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过程体现了民主的气氛和精神,这可能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更大。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大自然荒漠的改造,更是对我们自己内心荒漠的改造。”

  由此,我联想到不久前关于企业家社会角色的论争。表现形式或有不同,但是,在当今中国,哪一位优秀的企业家能做到闷声发财?他们不能不对中国向何处去有着自己思考。

  企业家自有其性格、气质与行为方式。与创新和冒险相联系的是好奇和学习,即作者自况“听从好奇心,一往无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作者准确地把“entrepreneurship”理解为“奋进”,这比“企业家精神”之义更为本原。

  他深信“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体现在他多年的日常工作中,如对日本建筑业的倾心学习,尤其体现在他的哈佛求学中。他作为“高龄学生”,放下老总身段,生活自理,谢绝应酬,潜心学习,一般很少能在凌晨3点前睡觉。这显然需要强烈的求知欲做动力,坚强的意志力为约束。“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确是甘苦自知。而从作者选的课程,如资本主义思想史、城市规划与投资管理和新能源经济政策,我们再次领略到作者的视野与志趣。

  中国有心撰述的企业家不多,能文的企业家更少,此书言之有物、文笔晓畅、简练生动,读此书常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此书值得企业家同人一读,也为MBA(工商管理硕士)教师与学生提供了许多难得案例,关心产业发展和中国改革的人士也会获得不少启发。读者不需要同意作者的所有判断或预测,如对于其2007年的“拐点论”。书名《大道当然》给人无限遐想,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如何分解,读者诸君读后可知。

第3页 :序2 “疾病的隐喻”与“身份焦虑”——我所认识的王石和他那代人

  序2“疾病的隐喻”与“身份焦虑”——我所认识的王石和他那代人

  吴晓波

  2004年的深秋,王石由无锡来杭州,约在龙井山下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在无锡游访了梅园,第一次听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往事,感慨很深。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那时,王石创办万科已二十年,正着手写一本自传体的作品。而我刚从哈佛大学游学归来,一边创建了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一边开始《激荡三十年》的写作。王石的这本作品后来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脱胎于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由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1月联合出版。而王石对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则像影子一样困扰了我更长的时间。在后来的九年里,我沉浸于三十年、一百年乃至两千年中国公司史的研究,大抵与此有点干系。www.buuyu.com

  我对王石这个人的关注当然更早。在2001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中国公司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开在万科网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他是最早玩“自媒体”的人之一。在这里,他鼓励部下公然开炮,对公司、对他本人的牢骚、意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他常常亲自作答,这种抹杀一切管理层次的大字报式的做法在公司内部曾经造成极大的压力,也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还开始爬山,52周岁的他以中国最高龄的纪录登上珠穆朗玛峰。在“王石Online”首页的第一行,王石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那时,哈维尔在中国还不太出名,整个商业界也正陶醉于新经济的诞生及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亢奋之中,我不明白王石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疾病的忧虑”。我只隐隐感觉到,这所谓的“疾病”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理的,更可能是身体与心理的,我因此写过一篇《“病人”王石》。

  我是这样写的:作为一个商业文化的观察者,我更愿意以一种常人的心态来揣测王石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王石好像有着一种很深重的“病人情结”。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不断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

第4页 :

  后来知道,我对王石的猜测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的真相是:那时,他真的病了。

  大概是在2010年,他首次对外透露了事实:“从1994年到1997年间,我的心肌功能是什么状况呢?按照5分制,2分不及格,3分及格,4分良好,5分优秀,我三年连续体检的结果是,我的心肌功能0分我在去西藏登山之前腰椎有个血管瘤,压迫到我的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的诊断,几乎宣布我必须坐轮椅了,随时可能瘫痪。”苏珊·桑塔格在著名的《疾病的隐喻》一文中写道:“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为。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当然,睿智的桑塔格能够写下这样的文字,也是在她罹患癌症、经历了多年痛苦的求诊之后。

  近几年来,我对王石的兴趣,更多来自他对身份的焦虑。

  “身份焦虑”的命题,是由两位亚洲思想家——萨义德和阿玛蒂亚·森所提出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中,“身份焦虑”表现为不同的体征。自由资本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1956年春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运动之后,便彻底地消失了。因此,1978年之后民营经济的卷土重来,是从“归零”的荒原上开始的,及至1988年,民营经济的用工及营业收入总额已与国有企业相当。可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并未得到认可,甚至民营业主本身对自己的阶层出现及意志独立都没有任何的知觉。

  王石这一批人的“阶层觉醒”,与其说是自觉发生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的手给猛烈地推醒的。就当王石与我在浙江宾馆对谈的2004年深秋,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宏观调控,主题便是整顿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行业的民营资本,“铁本事件”正成焦点。在后来的几年里,数量日增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越来越低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寻找自己的阶层定义。对于民营经济的被边缘化,米哈尔·卡莱斯基在1943年就从经济学上进行了解释。根据他的研究:“如果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才能保证高就业率,那么,政府会非常重视企业家们的意见。然而,当货币和财政政策成为高失业率战斗的武器之后,企业信心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也不用太照顾企业家的想法了。”米哈尔·卡莱斯基所描述的两种状况,正先后发生在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不过,在社会现象学的意义上,产生被抛弃感的企业家群体则获得了一次寻找自我的机会。

  这一寻找的过程,便是一个独立和塑造的过程。在王石这本新著《大道当然》中,他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阿拉善组织、参与运营壹基金、投身汶川震后重建、倡导“企业公民”、呼吁改善大气环境等工作,这其中不乏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然而,在我看来,凡此种种的发生,也是当代企业家群体先进于洋务运动及民国商人集团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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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最为推崇的两位前辈企业家,分别是晚晴状元企业家张謇和民国纺织及面粉大王荣氏兄弟。一百多年前,张状元脱袍下海,在晚年自叙中心有不甘地写道:“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便是“舍身喂虎”这四个水墨字里,渗透出百般不情愿和对商人身份的自我否定;荣氏兄弟一生从商,以“不与官家搭界”为家训,低帽

  过府衙,见官矮半截,而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仅限于修桥铺路而已。荣德生晚年对同乡史家钱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

  与张謇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们,不再以企业家的身份为耻,视之为正当且有荣誉感的职业,并探寻“企业家精神”;与荣氏兄弟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们保持与政府的对等及“一步之遥”,不再视自我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这一景象,可谓最近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王石这一代人,少时贫瘠,青春荒芜,及至壮年,才守到雨霁云开。日后他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议,都超出以往的经验值,他们的成功几乎都凭借无畏的勇气和对秩序的破坏,对命运的西西弗斯式的嘲笑构成一代人共同的姿态。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破坏的终极很可能是对破坏的坚持,若没有新的建设,破坏本身将成为新的破坏的开始。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正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成功,也是新的诅咒与报应的生成。就这一代人而言,荣誉与财富如同两根木棒,架于他们的脊背之上,便就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够带来的快乐并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么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赘,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负担。

  王石能够从芸芸草莽英雄中抽身而出,能够在万科高速扩张之际提出专业化的原则,能够在盛年之时让出总经理职务,能够摆脱商务事宜去登山攀峰、去投身社会公益,以及后来能够独身游学于美欧名校、思考更为抽象的人文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正是得到了疾病的启喻和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我至今记得很多年前审阅王石书稿时读到过的那段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

第6页 :2001 年 新路 开年好兆头

  2001年新路

  开年好兆头

  元旦,站在深圳最高峰海拔980米的大梧桐山顶,鸟瞰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盐田港,狭窄的海湾对面,青葱翠绿的山脉,已是香港界。

  停泊在港口一侧的“明斯克”号航母清晰可辨。全国伞友聚集梧桐山,定点飞行降落明斯克航母甲板,迎接新年的到来。

  21世纪究竟始于何年?这一简单问题在全世界争论不休。一派从习惯角度出发,认为2000年是新千禧年的第一年,而另一派则从历法角度出发,认为21世纪始于2001年。对商家来说,两个年头都是推销商品的好噱头,对飞伞发烧友来说,则不过都是翱翔天空的好机会。

  飞行甲板上摆满各型退役战机,十分逼仄,又散落游客,要安全降落到甲板上又不影响游客参观,难度相当大,弄不好会降落海里。包括我在内,许多伞友选择降落在码头的空操场上。www_bookbao_com

  下午4点活动结束,无任何意外发生。开年好兆头!

  “明斯克”号航母是苏联基辅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排水量4万吨级,1978年服役,驻港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解体后,“明斯克”号由俄罗斯拥有,但由于俄经济恶化,1993年即宣布退役。1995年底,“明斯克”号被韩国大宇集团买下,后来又转卖给一家中国公司,2000年被改建成军事主题公园,即深圳的“明斯克航母世界”。

第7页 :创建中城联盟

  创建中城联盟

  1998年,时近年末的亚布力滑雪场。晚饭在当地老乡热炕上,我、冯仑、葆森三人盘腿而坐,矮桌上摆着可口的小鸡炖蘑菇、蘸酱菜,一瓶土酿山葡萄酒。

  酒过三巡,冯仑和葆森提出:“明年你就要不当万科总经理了,我们给你找点事儿干,召集各大城市的大开发商,组织起来,目的:相互沟通相互学习。”

  很好的主意。

  这一年,中央决定实施住房改革,明确住宅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随之,民营企业在住宅市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无论是销售面积还是开工面积。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市场主体,1999年占到市场的60%,而国企的份额由原来的80%强下降到40%。

  我预计,以多种成分构成的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扩大,而国营的比重继续萎缩。然而,由于全国各地区住宅商品化程度不同,国企和民营各占的比例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北京市场,还是国企集团占据主流市场;而在个人购房率超过90%的广东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各个城市排前十位的开发商中,民营的比例占到70%。

  机制占先的民营开发商已经成为市场主旋律,但仍受制于企业规模小,资源分散,导致效率低下,与其资金密集的行业特点极不相衬。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中国新兴房地产开发商不约而同的入行方法。但企业和企业之间,毕竟是有信息壁垒的。如果有一批比较优秀的开发商来共同搭建平台,促进会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共同培训、联合采购、集体融资和联合开发等深层次的合作,既能够达到资源共享、扩大规模的目的,又能够联手促进本行业的健康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举万科在上海开发的西郊花园的例子。由于缺乏开发别墅的经验,车库的进口位置设计不合理,车子要倒三次才能开进车库,原因很简单:设计人员没有开车的经历,设计的车道是自行车的转弯半径。然而,万科犯的错误还在一再重复。2000年初,以1999年为例,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不足5000万元,年均开发规模不到1亿元。在沪深两地交易所,近40家房地产上市企业,年营业额平均也仅是5亿元,而上市家电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却达到40亿元,是前者的8倍。同香港的同行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就市场占有率而言,香港前九家的市场份额为80%,日本积水物产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9%;而在中国内地,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上海,市场前十家开发商的市场占有率加起来也只有23%,深圳还不到20%。

第8页 :

  我到南京参观一处新开发的别墅小区,汽车不能直接拐进车库的毛病仍没有改变。在经验信息交流方面,开发商仍停留在互相参观样板间、比葫芦画瓢层面上。是时候有所突破了,加强行业资讯交流,避免重复错误,降低信息交易成本。组织名称有想法吗?名不正则言不顺。冯仑回答:“最早合计的名称叫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商协会,或者是中国城市住宅联合采购协会。大家联合开发,行业自律,区别于传统的行业组织。后来还是觉得叫全国房地产策略联盟好。”显然,两人早有预谋。我接受了。

  第二年5月18日,冯仑、葆森和我三人相聚广西北海。安静的海滨小城,延绵数十公里的细沙软浪,无事打扰,静下来讨论联盟的可操作性。在90年代初,这个小城的房地产热曾喧嚣一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天量资金。通向机场的宽敞大道,是当年修建的。进入市区,裸露生锈钢筋的半截子楼显得格外丑陋刺眼。临沙滩兴建的几百栋丑陋的别墅群,野草遍地,野狗出没。好在这一切不愉快的景色没有影响创建行业联盟的畅想。

  北海会议,三家企业达成共识,推动成立“全国房地产策略联盟”。设想很快得到北京华远、香港中海外、上海金桥、广州珠江投资、天津顺驰、重庆龙湖、成都交大、沈阳华欣等16家开发商的响应,也得到了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杨慎、副会长孟晓苏以及建设部住宅产业办主任聂梅生的赞赏。不巧当时一些地方闹“法轮功”,“联盟”字眼太过敏感,遂改称为“中国城市房地产协作网络”,简称“中城房网”,挂靠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开发委员会。“中城房网”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赶网络时髦的意思。

  12月2日,“中城房网”在北京成立,我担任首任轮值主席,任期两年。半年后,“中城房网”迎来了第一件大事:在上海发起“新住宅运动”论坛。

  先后参与“新住宅运动”的,除了开发商联盟,还有吴观张、罗小未、许安之、崔恺、张永和等国内著名建筑师,汪丁丁、黄平、周孝正、杨东平、茅于轼、邵滨鸿、吴耀东、王明贤等来自经济学界、建筑学界、文化界的学者,以及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谢家瑾和建设部住宅产业办主任聂梅生。官方、业内、建筑学者、其他学科学者,一个奇特的组合。论坛影响力超出预期,500多位嘉宾到场,超过100名记者跟踪会议。

  论坛筹备期间,有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一再问我,“新住宅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第9页 :

  我回答:“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地产行业不能再糊涂混乱地发展下去了。但开发商很难看清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是邀请建筑专家,再是请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加入大讨论。”

  外界评论众说纷纭。虽然建筑学界、社会学界给予论坛正面回应,把论坛誉为“民间的、文化的、市场经济的”盛会,但也有的看法认为:“一群全国各地的开发商聚到一起谈文化,太可疑了。”商人无利不起早,搞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背后一定有利益诉求,要不是商业炒作,就是行业重大战略合并。

  不奇怪,“中城房网”,也就是后来的“中城联盟”,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容易引起猜疑和争论。现在看,“新住宅运动”更像房地产行业的首次正式亮相,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出了市场化宣言,同时又在外界的肯定和质疑声中认知和反省自己。冯仑和张维迎一次隔空对话,越发突出了这一层意义。就在冯仑提出质疑

  “为什么IT(信息技术)企业烧钱是高科技的高尚行为,而房地产商的赚钱举动就是奸商?”之后,另一次发言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令人意外地开火:“中国的开发商90%是骗子,其中30%是大骗,30%是小骗,30%是在不自觉地骗。”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两句并非面对面的对话,迅速成为与会人员的热点话题。许多年后,提及“新住宅运动”,许多人还记得冯仑的喊冤和张维迎的开火。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身为轮值主席,我不得不回应这个话题。面对记者提问,我说了一个笑话:

  “有一回,一群开发商和建筑总包商一起坐船旅游。总包商每人都买了票,而开发商中只有冯仑买了一张票,查票时,开发商全躲进厕所里,冯仑伸出一只手来验票,通过了。

  “回程时,总包商商量说,开发商够狡猾,我们跟他们学。依样只买了一张票,上船就抢占了厕所。但开发商这次压根儿没买票就上了船,冯仑假装检票人,到厕所门外收了总包商的票,然后去跟检票员揭发:有一帮人躲在厕所里逃票。当总包商被揪出来罚款时,开发商赶紧躲进厕所,冯仑又从里边伸出一张票来。”

  我接着说,这就是90%的开发商,但我是属于剩下的10%的开发商,因为那班船我没上,跟万科的团队出国考察去了。

  台下一片笑声中,算是给这个话题解了围。但人们对开发商的质疑,以及开发商自身的身份焦虑,是无法就此消除的。就这样,中国房地产行业在热闹和质疑声中逐渐登上了舞台。

第10页 :为普通人盖好房子

  为普通人盖好房子

  2000年,“中城房网”在上海发起“新住宅运动”论坛。

  从狭义角度看,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并无不同,目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房地产开发商还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属性,它们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可惜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第一重属性被社会误解,第二重属性则被社会忽略,也被开发商自己忽略。

  房地产开发行业规模大,上下游产业庞杂,广泛影响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住宅产品是价格昂贵的大宗消费品,又由于土地具有稀缺性、垄断性,在大多数国家,一谈到房地产开发商,人们都颇有微词,似乎房地产企业是暴利、没有信用的代名词。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住宅开发盲目高档化、贵族化,浮华炫富的品味也加重了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排斥。

  我曾在海南参观过一个别墅项目,为了体现奢华,别墅里许多设施都是双配置,两个厨房,卧室有两张床,洗手间有两个洗脸盆,甚至有两个马桶。我问为什么,回答:这是情人别墅,所以要好事成双。我心想,情人别墅可以有中西厨,可以睡两张床,可以同时刷牙,但不大可能同时上厕所啊,怎么会有两个马桶?再一问,回答:国外的房子都是这样的,配两个。我一听,明白了,国外的房子是一个马桶一个女性盥洗盆,咱们没看明白就抄,结果抄错了,说到底是对客户的生活理解不够。

  “新住宅运动”期间,我们请同济大学的罗小未教授给万科人讲授“外国建筑史”,在评价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住宅开发现状时,罗先生说:“姑且不谈个别粗制滥造最后不得不推倒的伪劣产品,即使有些被认为不错的也存在败笔。”

  罗先生认为的败笔是什么呢?她举例:“建筑形式宫廷贵族化、室内布置高级宾馆化”至于住宅单体,则是“欧陆式、古典式、英国式、威尼斯式,甚至是无中生有式。”

  许多开发商不认同罗先生的评价,但仔细回忆商品住宅市场所走过的路,认真看看城市新型住宅区的景观,我们不得不承认:罗先生的话虽然刺耳了点,讲的却是事实。商品住宅开发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浮夸、浮躁、盲目崇洋、标新立异的误区。

  整个80年代,中国内地城市住宅的主流还是福利房,此时,深圳、珠海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商品住宅市场悄然兴起。早期商品住宅市场面向的是哪些人呢?在“对外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导向下,商品房客户主要是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以及游离于体制外的三资企业白领、民营工商业主及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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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人数上只占城市人口的少数,而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上却远远高于城市的平均水平。显而易见,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住宅开发商的产品路线只能偏向高档或中高档住宅——万科地产的城市花园系列应运而生。到90年代中期,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福利房的主导地位让位给商品住宅,以1999年为例:商品房市场占有率超过85%,非商品房不到1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脱离体制,他们的工作、收入、福利、住房也都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是现在、未来住宅市场的主流消费群体,他们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城市的平均水平。商品住宅从面向少数群体的“奢侈消费”转向普通人的“大众消费”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许多住宅开发商没有注意这一趋势,仍盲目开发高档、中高档住宅,导致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顺应住宅市场的变化,关注普通人,开发城市普通居民住宅,是新老开发商共同面临的课题。┘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六七十年代乃至80年代,中国城市曾大量建造的“火柴盒”行列式住宅,已经被市场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注重绿化居住环境、关注建筑立面、美观、舒适的住宅。

  但换一个角度看,“火柴盒”行列式住宅却是用较小的资源解决城市普通居民住房的最佳选择,有其经济上合理的一面。而在90年代流行的住宅小区,无论配套环境公园化,还是住宅空间的无限扩大化、住宅装修高级化、卫生间重复化,都表现出经济上的不合理。比如,从公用厕所过渡到单套住宅配备卫生间,是城市居住文明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问题是:单体住宅配置两套、三套甚至四套卫生间是合理的吗?万科曾考察过日本的高尚住宅区,惊讶地发现,很少单体住宅配置两套以上的卫生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多少?中国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多少?为什么我们的住宅卫生间配套这样“奢侈”呢?

  可见,我们的商品住宅存在经济上的极大不合理性。在迎合“新富”消费群体时期,这种经济不合理性能满足消费虚荣的需要,而面对普通消费者,无论从个人的消费能力,还是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不可取的。面对普通人,应该反省住宅开发中的贵族化倾向,以舒适、实用、经济为前提,提供满足普通居民需求的产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贫富的两极分化也不可避免。开发商开发的别墅区、高档住宅区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则凸显了城市居民贫富的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在考虑如何减少这种差异造成的社会紧张,有社会责任感的开发商也应该考虑如何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群体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新住宅运动”中,万科提出“面向新经济,关注普通人”。2001年之后,我们更加有意识地落实这一理念。到10年之后的2011年,万科销售产品中144平方米以下普通住宅户型占比88%,90平方米以下普通住宅户型占比53%,用于首次置业、首次改善置业的产品类型占64%。同时,我们正积极研发15平方米左右的极小户型,并在西安、北京等城市试点,以满足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居住需求。过去20多年中,万科一直是“关注普通人”这一理念的积极履行者。

第12页 :雪山伦理

  雪山伦理

  5月3日清晨,青海玉珠峰北坡。海拔5800米的突击营地,蓝天清澈无风。由藏族教练开尊率领的9人登山队铆足了劲,准备冲刺6178米的顶峰。两名队员由于高山反应,放弃登顶,留在突击营地。我在冲顶队伍中,已经出发半小时,对讲机响了,传来求救呼唤。结组队员返回突击营地。绰号“旗手”的留守队员被发现昏迷在帐篷里!“谁会人工会吸?”我问。队员们没有吭气,教练开尊紧皱着双眉摇摇头。他拉开睡袋拉链,双手按在“旗手”的胸部下压两下,掰开嘴巴,深吸一口气,俯下身对着“旗手”的喉咙呼气;再下压昏迷者的胸部,反复。围在帐篷口的队员们念叨着:“旗手”加油!“旗手”加油!咝“旗手”有了一丝气息,但仍处于深度昏迷,随时会失去生命。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全队选择放弃登顶,将昏迷的“旗手”捆扎在睡袋里下撤。

  经过14小时的协作,队伍下撤到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醒过来的“旗手”抿了一小口橙汁,喃喃自语:“什么饮料这么好喝?”

  “旗手”得救,攀登活动就此结束。

  见危救还是不救?是社会上常常讨论的话题,有着强烈的道德意味。实际上,在高海拔登山活动中,却不乏见死不救的情况。

  道德上而言,一个人在他人身处危险时有能力救助而选择不予救助,会受到自身良心与道德舆论的谴责,但法律上极少将“救人”视为强制性义务。业余登山队伍大都临时组成,成员之间并不认识或不熟悉,彼此的关系保持自愿原则,即自主和“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部分队员不愿放弃登顶机会而放弃救助他人,在法律上也无可指责。实际上在高山环境下,即使愿意,救助他人也是相当困难的,必须在“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才可行。救援“旗手”一个人尚需8个队员齐心协力,甘冒风险,如果救助两个人以上,又需要多少人力,冒多大风险?如果只能选择救一个,又该选择谁呢?山友约定俗成: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优先救年纪小的;体质强的和体质弱的,优先救体质强的。

  这一原则似乎对体弱年长者极端残酷,却符合公平和效率原则。显然,正常社会中老弱妇女儿童优先的原则不适合登山伦理。企业管理中,也会遇到这种极端的例子,比如个人诉求与企业诉求的道德冲突。管理者和企业、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虽不像雪山上的伦理问题那样尖锐,却复杂、灰色、难处理得多。不过,我相信有一点是越来越明确清晰的:古典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除了法律责任之外,还应该有社会道德担当。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面对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住宅市场的风生水起,许多开发商奉行给富人盖大房子、赚大钱的宗旨,万科却明确提出了“面对新经济,关注普通人”的口号,对新兴的互联网亦采取了积极面对的态度。

第13页 :王石Online

  王石Online

  论坛“与王石对话”要改名,改什么好呢?

  在互联网虚拟社区中开始感觉到如鱼得水,充满展示自我的热情。我的坛子我做主——“中途岛”三个字从脑海里蹦了出来,自己也感到奇怪了!细想,也对,自己主持的坛子不就像个中转站嘛,这个名字可以联想到“生活驿站”,意思也很好。

  我把想法告诉时任《万科》周刊主编的王永飚,阿飚只是摇摇头,没有吭声。

  “那就改成红与黑怎么样?我很欣赏于连的叛逆性格”

  阿飚还是摇头,笑而不开腔。

  “嘿,那就叫荆棘鸟怎么样?自到深圳特区来唯一一气读完的长篇小说。一种传说中的鸟,将自己刺在荆棘之上,在滴血中发出美妙的歌声怎么样?”

  可是,阿飚还是摇头!虽然仍未开口,那面部表情的意思却是清晰的:想法太传统!

  2000年前后,日渐普及的互联网为千千万万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早在1998年,深圳大学毕业生马化腾与昔日同窗创办腾讯,最初模仿美国的网络通信工具ICQ,向广大网民提供中国化的OICQ服务。企鹅形象的QQ小图标,改变了中国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的方式。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日常谈话的方式,从主配角分明,变得平等、自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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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谈话方式的改变,又意味着文化和管理的改变。

  2000年,《万科》周刊论坛网站www.vankeweekly.com正式开张。这是一个公共性的网站,开设了“与王石对话”、“投诉万科”等论坛。公司内网上,也有我的“董事长Online(在线)”,还有总经理打理的“管理e线”等论坛。客户有什么投诉,职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公开反映。这种公开、直接的互动交流,使公司管理透明度得到很大提升。一种新的管理形式——不妨称之为“BBS(论坛)管理”——出现了。

  2000年8月11日,《万科》周刊网站“与王石对话”论坛正式开通。

  不久,网友“redwriter”发了一个帖子,“王石:网上人人平等,我才有了直呼您大名的机会。知道您在网上设坛开讲,觉得很亲切,可进来一看,只有阿飙在招呼,就觉得有些失望。是您设坛开讲,又不是他,怎么能只说不练呢?不会只是想赶赶时髦吧?”@米@花@书@库@ www_bookbao_com

  我急忙回应:“只是随意浏览,却发现了和王石同名同姓的斑竹,打开再一瞧,才恍然大悟斑竹就是本人,不胜荣幸!我曾向周刊主编表示,希望给我一个专栏,但周刊没打招呼就真是的!Anyway,Imhere.(不管怎样,我来了。)”

  当我慢慢学会网上的对话方式,习惯于“板砖”和“拍砖”的时候,又一位叫“sz1961sy”的网友发了一个帖子,他建议,将“与王石对话”论坛改名“王石网论”或“王石论坛”,因为:

  1.“万科网”是个公众平台,非内部平台,“王石”在此是一个网虫ID(身份),他不能指挥任何公众ID。

  2.“与王石对话”意味着与其他人不能对话,这有违BBS原则。

  3.网络必须面向公众。

  嗯,言之有理。

  和《万科》周刊网站的其他坛子相比,“与王石对话”是以我的知名度为卖点,话题却不明确,随万科在社会上的兴奋点而转换话题,每周都和新面孔对话。能持续一个星期的话题,算是持久战了。我曾自忖,是否有兴趣同我时常沟通的网友,其实却是那些还不善于上网的家伙?抑或是坛子名称有问题?与我同龄的老家伙不上网,我没辙,坛子的名称却是可以更改的,于是,就有了开头那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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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阿飚持续沉默否定的打击下,我失去了改名的激情。但坛子的名字还是要改的,几番讨论,“与王石对话”最终改为“王石Online”,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平淡无奇,但我注重的却是它所表达出来的平等、自由、开放和透明的观念。

  BBS对公司的管理是很大触动。当有人在网上提出一个问题之后,相关部门就要立即做出回应,企业内外各个层面的信息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或者参与探讨,各抒己见,或者提供线索,出谋划策。

  “投诉万科”论坛开放后,迅速成为客户投诉、万科总部和一线跟踪投诉处理情况的主要渠道。这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论坛,后来有人认为,万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为客户提供公开投诉论坛的公司。让每一单投诉都暴露在大众注视下,会使客户更加容易联合行动起来,加大处理投诉的难度,甚至使许多单个的投诉都可能转化为群诉。但我们渐渐发现,“投诉万科”论坛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客户情绪、平息客户焦虑的作用,并使公司处理投诉更加透明、快捷。如今,“投诉万科”已经成为万科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而这种全新的管理形式和监督机制,更映射出万科这家企业所具有的透明度,成为万科始终坚持的“万科化”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设“阳光照亮的体制”,遵循规范、诚信、进取的经营之道,鼓励各种形式的沟通,提倡信息共享,反对黑箱操作。

  随着时间推移,QQ、MSN、微信都逐渐成为万科人重要的工作沟通软件。BBS热潮消退,新的沟通形式出现,《万科》周刊论坛的热闹劲儿不再,我也先后开通博客和微博,参与到自媒体的大潮流中。2011年到美国后,我开始通过视频远程参与

  对于万科化,有许多大同小异的表述,最基本的一种表示,大家公认为: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度。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透明度”当然还意味着信息披露。万科集团门户网站www.vanke.com创建于1993年,覆盖了公司各个运营环节的信息、公司的历史资料以及当前的热门话题,设有投资者园地和记者专区,便于投资者和媒体获取所需信息。除例行的信息披露外,万科每年有两次业绩推介——B股境外基金经理推介和A股境内基金经理推介。从1999年开始,还增加了网上业绩推介和路演,以便广大中小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主持股东会,用苹果应用(APP)和视频与公司员工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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